盡管目前，病因、病理、病源等關鍵環節尚未有定論，但是新冠肺炎疫情暴露出城市建設與管理方面存在的諸多問題，絕不能視為工作上的偶然失誤、作風上的一時疏忽，甚至覺得運氣不好、趕上碰上了倒霉而已。問題雖是出在地方、基層，但認真地反思，歸根到底還是在政府行政理念、價值觀和運行機制上出了偏差。

城市建設與管理肩負著管理公共事務、服務人民群眾的重大職責，作為城市建設與管理手段和機器的城市建設管理部門，針對抗擊疫情斗爭中暴露的問題，必須痛定思痛、理清思路，亡羊補牢、深化改革，及時對癥下藥地制定相關的規章制度，采取有效的措施，加強、完善、做好我們的工作，真正實現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的宗旨。

這次爆發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不僅釀成了一個全國性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而且也使城市建設與管理經歷了一次大考，從中暴露出不少問題。解決這些問題，亟待深入貫徹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精神，推進行政體制和城市建設與管理的深化改革，那么，我們的城市建設與城市管理工作亦需要深刻、全方位的沉思與總結。

一、思想與認識不足以應付重大公共突發事件。

中國是一個有著14億人口的大國，人口超千萬的城市就有16座，整個國家構成一個巨型社會。這樣的國情決定了無論是北上廣深一線城市還是二、三、四線地方的城市建設與管理，都肩扛著巨大的壓力和責任，各級領導和治理者必須知所敬畏，慎之又慎、戒之又戒，絕不能懈怠草率、心存僥幸。只可惜有一些官員，熱衷于好大喜功、急功近利且不擇手段地追求政績。不得不說，這次疫情最先在湖北武漢等地發生并迅速蔓延，其重要原因就在于當地部分省、市官員不良的從政心態，一味的輕松麻痹、放任恣肆，喪失了起碼的警覺。

在高科技層出不窮、社會發展日益多元化的時代，城市建設與管理應當高度重視信息的收集和反饋，善于觀青萍之末、察于蛛絲馬跡。常言道，要把事故消滅于萌芽狀態，就必須對“萌芽”有著敏銳的感知。此次疫情剛露出端倪，如果我們政府部門的反映靈敏度高，如果我們的應急預案做的足夠周全，如果我們專業的醫療資源配置足夠到位，則疫情斷不至于擴散蔓延到如此地步。

《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預案》也要求：“做出快速反應，及時、有效開展監測、報告和處理工作。”這說明，在未知的特大類應急事件來臨之前，我們的風險意識就要繃緊，寧可全力以赴、嚴防死守，也絕不容許大而化之、漏洞百出。對照早已頒布的應急條例和應急預案，不能不指出，這次湖北和武漢的一些官員在應對風險防控的決策與舉措方面，始于掉以輕心，繼則優柔寡斷，終致錯失良機。

當疫情發生后，在戰“疫”中涌現出了一大批勇于負責、恪盡職守、沉著冷靜、沖鋒在前的組織團體和黨政干部、醫務工作者，令人感動欽佩。但是，坦率地說，也有一些機構和官員表現得實在不盡人意。例如，疫情發生以來，不論是抗疫物資，還是捐贈款項的使用效率，湖北、武漢紅十字會都引發公眾質疑。在黃岡市，當中央指導組派出督查組進行督查核查時，當地衛健委主任竟然對定點醫院床位數等問題“一問三不知”。雖然涉事官員都被及時處置、免職，但已極大地損害了人民公仆的形象。

 二、服務是城市建設與管理出發點，更是落腳點。 

這次疫情暴露出城市建設與管理方面存在的諸多問題，絕不能視為工作上的偶然失誤、作風上的一時疏忽，甚至覺得運氣不好，趕上碰上了倒霉而已。現在，問題雖是出在地方、基層，但認真地反思，歸根到底還是在工作理念、價值觀和體制機制上出了偏差。

城市建設與管理既具有經濟建設職能，也具有公共服務職能。隨著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和進步，城市建設與管理中的公共服務職能將愈加明顯突出，成為主體部分。中國共產黨已明確提出了建設服務型政府的戰略目標，加強政府的公共服務職能勢在必行。

判斷是不是服務型政府，主要有五條標準：一是公共服務職能是否上升為政府的主要職能，二是公共服務部門是否成為政府的主要部門，三是公共服務支出是否成為政府的主要支出，四是政府公共服務能力是否得到明顯提升，五是政府公共服務水平是否滿足了人民群眾的合理需求。

然而，在一些地方政府那里，總還是習慣性地突出政府的經濟建設職能，忽視公共服務職能。例如2020年1月7日，正當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暗中發作的時候，武漢召開“兩會”，市長作《政府工作報告》，報告中提到投資、制造業等事關GDP的部分，洋洋灑灑萬余言，突出地放在最前面，而且全都量化為數字目標。相比之下，同等重要甚至更為重要的“公共服務”，卻放在報告后面草草帶過，如，涉及醫療衛生的內容只有43個字：“完善公共衛生服務體系，加強疾病預防控制體系建設，提高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處置和醫療救治能力”。實際上，武漢市在公共服務支出方面是長期欠債的。

 三、加大力度推進城市建設與管理的深化改革

城市建設與管理肩負著管理公共事務、服務人民群眾的重大職責，針對抗擊疫情斗爭中暴露的問題，必須痛定思痛、理清思路，亡羊補牢、深化改革，及時對癥下藥地制定相關的規章制度，采取有效的措施。

（一）綠色發展：新型病毒疫情預防之根本

正是由于此次疫情影響之廣，才引發起了人們一系列的反思：到底是病毒，還是氣候變暖才是人類所面臨的最大威脅？如何才能確保人類在未來與各種未知病毒疫情生死存亡的搏殺中贏得生機？是疫苗還是其它？

要最終系統地戰勝病毒，不能靠疫苗，而是綠色發展。毫無疑問，疫苗有巨大的價值。在歷史上，不乏人類通過醫學和科技創造了大量抗體和疫苗成功戰勝某些病毒的案例。但是，真正可怕的不是已發病毒，而是未來可能出現的變異的或突發性的目前人類所未知的新型病毒。面對“未知”，我們無法提前通過疫苗研發進行預防，只有在新型病毒疫情“已經”爆發之后，才能展開疫苗研究，通常這個過程是緩慢的，在此之前，人類只能被動地忍受病毒的侵襲。因此，我們需要轉變思路，從源頭預防新型病毒的爆發。

科學家們的研究發現，大部分人類新型病毒傳染病疫情的爆發，均可歸因于人類對大自然生態平衡的破壞，特別是對野生動物及其棲息地的侵犯。以此次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為例，根據醫學專家們提供的信息，越來越多的科學證據顯示，此次新型冠狀病毒起源于蝙蝠，疫情的爆發極有可能與武漢市華南海鮮市場的“野味”交易有關，正是由于人類打破了與野生動物之間的生態平衡，直接導致了此次疫情的爆發。此外，氣候變化也是影響新發傳染病爆發和傳播的重要因素。而無論是野生動物等自然生態環境的保護還是應對氣候變化，均是綠色發展的重要內容，因此，堅持綠色發展理念，維護生態環境的平衡與健康，才是從源頭預防新型病毒傳染病疫情爆發的根本之道。

（二）生態環境破壞：新發傳染病疫情爆發的宏觀根源

大部分新發傳染病的爆發與傳播，都受到生態環境變化的深刻影響，因此堅持綠色發展之路、構建人類與自然的命運共同體，對于人類新發傳染病的預防具有重要意義。

（三）野生動物及其棲息地保護，是預防人類新發傳染病的重要措施。

研究表明，此次新型冠狀病毒天然宿主為蝙蝠，穿山甲為潛在的中間宿主，疫情的起源很有可能與武漢市華南海鮮市場的野生動物交易有關。這與2003年非典爆發的起源如出一轍，非典病毒的天然宿主中華菊頭蝠將病毒傳給果子貍，再通過廣州生禽市場中的果子貍交易傳給人類。其實，人類大部分新發傳染病都是來源于野生動物，根據世界動物衛生組織（OIE）的估測，人類現有傳染病的60%來源于動物；包括埃博拉、HIV、流感在內的75%新發傳染病來源于動物；每年大約有5種動物源性新現疾病；約80%的潛在生物威脅是以動物為媒介。

這次疫情提醒我們，保護野生動物，杜絕野生動物交易，遠離野生動物病原感染，避免天然宿主與人畜的密切接觸，是防止這些傳染病發生非常重要措施。同時，對野生動物棲息地的生態環境保護也至關重要。